——品读付秀莹小说兼谈人物的典型化
韩艳青
读付秀莹小说，有感于文字中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每一篇作品，每一个故事都让我感慨，甚至唏嘘泣下。
读过刘庆邦小说《满地白花》，那满地白花神圣纯洁，如无腔的牧歌悠扬婉转又空灵，似春天的风拂来荡去，清凉带有暖意，久久盘旋不散。写生的画家感动着，农村孩子的眼睛，甚至小黄狗，都追随着，陶醉着。这样的桃花源，几人能寻到？哪里才觅得？
读鲍十小说，源起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先是现代的光影艺术感动了我，一次次眼前湿润心底温暖：角色简短含情的话语，纯真的眼神，恰似天籁、似无还有的无腔的歌子。拜读小说《纪念》，更加佩服编剧和导演的功底，愈加明白好的诗文都需要“冲泡”开。如果说原作含蓄蕴藉，情节富于跳跃性，那么改编的剧本填充了富于联想的细节，加之以连缀点染，编织成一幅画绢，细密绵长有了生活的质感。
如今，读付秀莹小说，欲罢不能，她小说中的生活鲜有唯美的神圣纯洁，多了细节的连缀点染，她以真实的生活经验为摹本，写生活的真实存在，更写真实存在于脑海的向往和想象。写生活的真实存在，所以琐细，真实，凄美甚至不合伦理；写真实存在于脑海的向往的生活，所以矛盾，宽容，克己，隐忍，天真或疯狂。无论真实的还是向往的生活，都有一群鲜活的生命“硬扎扎”“泼辣辣”地活在人间烟火中。
爱也罢，恨也罢，泪也罢，醉也罢，不舍那人间烟火，袅娜在饱含爱意的叹息里，朦胧在醉意的泪光中。
付秀莹小说中我更倾情那群农村女子，或者已从农村走出依然有很深农村情结的女子，不用“女人”而用“女子”，自己觉得经历了“性”与爱，才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女人。而“女子”——女性的人，强调的是平等的人字。我这样说也更是不忍亵渎作者对她们的偏爱和对生命的敬畏。
迷人的女人没有模子，却都有天生的女人胚子。所以不看眉眼，不论高矮，不谈胖瘦，只说女子。
一．成长着，美丽着的“小米”们
20世纪80年代的北方农村，义务教育远未普及，更不要说性教育。即便是现在，性教育对于农村孩子仍是缺失的，没有师承，甚至母亲们也粗心地不施以任何家庭教育的引导。但是在农村传统的意识里，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潜在的定律，即女子（更准确的说是好女子）必须遵从道德伦理的规范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农村这所学堂里，社会、家长是蹩脚的老师，没有任何教材，却严苛地要求学生成为高贵的人才。这其实是一个很高规格的要求，太苛刻，没有任何可操作性。《小米开花》中的小米们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成长着，省察着，体悟着，自学成人，甚或是现身说法地演示着。在成长的每一步，小米们怯怯地大睁着双眼，惴惴地试探着双脚，小心翼翼地迈出每一步。对无知懵懂的孩子，每一步都险象横生，她们走得跌跌撞撞。小小的心里惴惴地期待着，颤颤的揣摩着。这其中，外因和内因都起着水到渠成的作用。
既为女孩，打落地，就有一颗种子被播进心田，默默地埋好了。直到有一天，小米睡不着了，“心里湿漉漉的，毛茸茸的”，这是种子发芽呢，种子已经钻出土地，到了该开花的年纪了。只需一阵适时的风吹，催出那花蕾，绽放那美丽：同龄的“二霞”已经胸是胸，腰是腰，屁股是屁股了；“胖涛”的小雀子“可怜巴巴”，还是压着咚咚的心跳看清了；“建设舅”的草叶抽动的游戏让她怕了，恼了；“嫂子”硕大的乳房被孩子衔着也被人们馋馋地觑着让她羞了——终于它“来了”，小米却怅怅的了。寂寞的，小米开花了。
就这样，颤颤巍巍，抖抖索索，一层层花瓣，羞答答地，静悄悄地，绽放了。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生理和心理变化，然而对于小米们，这一段生命历程不亚于一次艰难的质的蜕变。每一个脚印都是量的累积，因为每一次抬脚都让她们犹疑，自我揣摩，体悟，有时百思不得其解，却无人可求，手足无措，只能自作主张。这一朵花，在经历了一番洗礼和磨难之后，走出混沌，悄然绽放，所以小米们的花开得寂然、艰难，太苦涩；所以她们美丽而坚持。就这样女孩终成了女子。“性”也就必须成为了她们一生静默的守候和温痒的期许。
二．热爱着，探问着的“小灯”们
论语有言，“发乎情止乎礼”，朴实的农家女子不懂，但他们向往“不同”，甚至渴望不同的性冲动。所以毋宁说，她们是发乎“性”，发乎“欲”，止乎“俗”，止乎“理”：这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分寸，若顺乎“性”而未及时止乎“理”，那么她们会自知已违反了原则，起码受到来自内心自我的惩罚和来自外界道德伦理的威压。
这种渴望与向往，朴实的女子也有自己拿捏的分寸与火候，必得停留在某个“边限”，某个“度”：许是放了又收回的眼神，或是欲言已止的那声探问，还可能是要迎合却终撩开帘子的那双手——
这是一群做了妈妈的年轻女子：《灯笼草》中的小灯；甚至《琴瑟》中做缝补的女人，连名字都没有提及，只是“民子妈”。 《灯笼草》中的小灯和她的丈夫，男人仿佛一棵青壮的庄稼，汁水饱满，有一种藏不住的乡俗的野性，而小灯，就是近旁的那棵不知名的小草，同样的土壤，同在风雨中阳光下，根已绞在一起，叶子紧紧相依。在一起并属于着，互相接受并享受着。同样《琴瑟》中的女人，也是勤苦并快乐着。但是“小灯”们，固守着已经拥有的幸福的面，珍惜眼前与当下，眼睛却偶尔投向外面，投向高处，对另一种美好探问着，丈量着近在咫尺却无法到达的距离。自然人的本真情感流露，在社会人的潜在要求下，在“伦理”和“道德”的约束下，小灯们内心不需要很痛苦的冲突，就止于“礼”，这就是生活。
三．隐忍着，包容着的母亲和四婶子们
“公正”一词的存在，不如说是“不公正”的存在。农村传统的道德规范，伦理要求，更多的是由女人们坚守和维持着。她们心知肚明却佯装不知，固守着捆缚自己的绳索，有时把自己捆得紧紧的，打开的结攥在自己手中，这是矛盾的存在。也可以说是社会的不公平，但是用文字揭露和批判也难以切近的改变她们的命运。
所幸的是，女人们是坚强的，坚强的隐忍和包容着。
《爱情到处流传》中“母亲”和“四婶子”围绕“父亲”有了一场较量，这场较量，表面不动声色，暗里波涛汹涌，这是一种太沉重的平和，沉重的耗尽一生的力气。在这场较量中，“母亲”注定了是一个悲哀的胜利者（如果言胜负的话），只因为她是“我”的“母亲”，这一点已是有足够分量的砝码。“父亲”的文化和“四婶子”的风姿是很协调的，是很靠谱的一种互相吸引。“母亲”“危”中不用费尽心思寻“机”，需要做的只有一点，在游离着的爱情逼迫自己时，强调或只是告知：我们都是被绑缚的女人，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只有你退出才是对所有人的一种成全。对于这一点，她们早已心知肚明。仅此而已。
所幸的是，“母亲”和“四婶子”都是刚强，隐忍的：“母亲”继续苦心经营着这份爱情，“四婶子”用终生逃离的方式也在远远守卫着自己的爱情。就这样，欲和情服从了伦理道德，自然人服从了社会人，所以“爱情”才没有处处生根，而是“到处流传”。
四．病态着，挣扎着的大青媳妇和九菊们
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必然的。我们说，所有的现实存在都可以发掘它的原因和意义。合情合理合法的存在是社会中的最佳存在状态，在农村生活中，“情”更多的是自然而然的快意，属于自然状态，在与“理”“法”的争斗中，不得不心存敬畏和服从。事实并不都如此，农村，甚至城市中，自然的快意和社会的束缚作为一对长存的矛盾，永远争斗，必然会产生畸形的存在。农村生活中，畸形的存在更多来自于对伦理规范的敬畏和反抗，即女人被伦理绑缚的痛苦，产生自内而外的挣扎，最终在反抗后留下了被撕碎的肉体和灵魂。
鲁迅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事物撕碎了给人看。生活中无时不发生着悲剧，《大青媳妇》中的“大青媳妇”，《九菊》中的“九菊”和“九菊娘”都有着自己的悲剧人生。大青媳妇曾经“勾着头，很别扭地盘腿坐着”“温润”“嫩生生的”，“有一种天然地美”，也真是一朵花呢，但是花开的寂寞，孤零，无人赏，没有人灌溉，开得委屈。她在大青娘死的时候大哭自己，她知道自己早就凋零了，他用放荡和沦落滋润着自己。十来岁的九菊已经很有几分样子了，让我们嫉妒，她也想读书，却做着母亲该承担的勤苦；给我们带来神秘，却过早地品尝了这份苦涩的神秘；她痛苦的沉默着，却忧伤而宽厚的笑着。这也该是一朵花，想开放，却凋谢了。“九菊的美丽，男人是注定终生都无法看到了。”
那些本该美丽绽放的花，片片坠地。不是“没来由的”，“莫名其妙的”，大青娘，大青，“我”的父母，九菊娘，九菊大伯，还有大清媳妇自己，九菊自己，甚至只是“沉默里”的沉重的气息，都给了她们来由，加速了花的坠落。
九菊本应该和小米一样的美丽绽放，在成长的路上，同样是跌跌撞撞，微妙的神秘暗示，父母的错误示范，大伯的蛊惑诱引，步步险境，她走得歪歪斜斜，不知归向何方。
作为“外路人”的大青媳妇，如花的年纪，来全新的环境寻求幸福生活，期待着得到满足，在人生中已是勇敢的选择，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但是合理的需要却不能得到满足，她冒着大不韪，与一个“丑，邋遢，劁猪”的老光棍私奔，因为他最“男人”。这是一个女人的选择，完全随着自己的本性做出的但不被允许也不被看好的选择，她的自然的本性被理解、同情，甚至潜意识里还有支持。但是，违背“理”和“法”的“情”不被允许稳妥的安放在生活中，因为这样那样的偶然终是必然的原因，她无处安身，“在外面，活不成”。所以，她回来了，这就是挣扎的结果，她已元气大伤，沉默了。还是回不来了，情、理、法无一能遵循，不能合理的结合而存在，那么，她用更大的破坏性毁灭着自己，放荡着，抓狂着，头破血流，最后消失了。
五．颠簸着，迷离着的麦子们
《我是女硕士》中的麦子，是最让人敬服和心疼的女子。北京，是她们奋斗历程中的一个驿站，心仪太久了，北京早就不再是北京市，而是一个心中追随多年的文化概念，是一个高贵的情人，她们希望彻底的融入，被紧紧拥抱，不想只做一个匆匆的过客。
在付秀莹的小说中，她们是最有力量和智慧的一类，也是生活最为艰难，精神最痛苦的一类。多年泥土上的摸爬滚打磨练了泥土般坚韧的精神，泥土是强有力的根基，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成为她们的精神依托，给了她们极大的精神力量和强烈的归属感。麦子是土地的麦子，对农村深深的爱，没有牵绊她们向前闯的脚步，她们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打开城市之门，走向一个陌生的美丽新世界。他们用热爱的方式远离着，远离让他们更加热爱。这是一个矛盾的话题，当对家，对农村，对传统温暖的爱变成沉重的记忆，麦子们开始了心灵的漂泊。
力量和智慧并不能使生活变轻松，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更多的是无能为力。个体的力量太渺小，太脆弱，简单的冲撞往往会头破血流。麦子们渐渐谙熟此道，所以它们像土地一样的坚忍着，同时又像一个老农民一样，默默耕耘着自己的庄稼，默默等待着土地的回馈。她们是智慧的，帮她们打开城市大门的钥匙是不折不扣的知识以及运用知识的才华。有了泥土的坚韧支撑，文化的强硬扶持，她们就从自然人蜕变为更纯粹的社会人。
“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子”“挺漂亮”的麦子，想爹娘，想自己小时候，想老家院子里爹亲手栽下的葡萄，想娘说的好吃头“裹饼子”，想从小吃惯的灌汤包，但是她知道让人“眼花缭乱”的城市中“芸芸众生”都在拼生活，所以她在学校啃砖头一样的书，充实脑子；也啃无味的方便面，装满肚子。所以她乘坐公共汽车，奋力挣扎着，颠簸着，只好无依无靠地站着，被人饶有兴味地欣赏着，承受着生理和心理上的挤压。麦子艰难的奋斗、周旋、盘桓。她凭借自己的知识才华和土地一样的坚韧一步一步扎实地迈进了一个不同于农村的的领域，这里有文学研究所，有画室，有满腹诗书，文韬武略的一群人，“都不是简单的角色”。她和他们谈“中国现代文化理念”、“价值立场 ”，也被欣赏着说出“逶迤南川水，明灭青林端”，他们说形而下和形而上的雅俗共赏的段子，看上去很正统却能量相当大的汪所长要给自己看看手相，林意之正意味深长地看着自己，麦子盘桓其间，有点累了。但她明白，“塞翁失马”。
她体悟到了城市没有泥土，但“北京多风沙”。北京不只是文化符号，多的是物质，多的是对物质的消费，多的是消费带来的物质多样化。知识、美貌包括性都是财富都可以消费，所以都变成了物质。所以麦子们必然要受到更为猛烈的冲击。如何让自己更有品味的消费，同时变成高品质的消费品，成了城市这所大学抛给麦子们研究的课题。麦子们颠簸着，迷离了，思考着。
六．在人物塑造方面与付秀莹讨论
文学文化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巨大作用。古语有言，“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今人亦有“枪杆子”“笔杆子”的并称。国人称“以文化人”，外域人高尔基亦描述文学做“人学”。“以文化人”的作用并不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部作品都可以完成，就如鲁迅的弃医从文和他经典的作品也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里程碑，不可能立竿见影地改变社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首先这个人是一个作家，他要有足够的生活经验，他的作品要有来源，还要会虚构联想，要有升华；他要思想敏锐，能发现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个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他还要有语言素养，有驾驭语言的能力；还有相当重要的条件，这个人要耐得住寂寞和寒苦，才能完成这个艰苦的工作：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文学家都能写出经典。不得不身怀敬畏的说，作家是社会中高端的精英人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必然是“小众”的。
不否认，现代社会“物欲横流”，现代人内心受到巨大的冲击，迷离彷徨，浮躁不安。但是，更不能否认的是，物质文明正是来自社会的进步，这其实是一个潜在的要求，有没有构建起与之同步的精神文明来指引人，抵抗冲击，远离浮躁。对精神的填充成为了可能和必要。这就是好文学“润物细无声”作用的达到的另一个条件，那就是大众的阅读，从这个意义上讲，阅读可以或必须是“大众”的。
“小众”的文学和阅读的“大众”化都期待着经典的产生。而小说是一个雅俗共赏的形式，是最佳的结合点。小说作为一个表现的艺术，要呈现故事，表达情感，反映、透视现实。小说的灵魂是典型的人物，他们的存在状况和精神状态应该具有反映性和揭示性，如果是富于希望和温暖的，那么它是一种指向和引导；如果是悲哀和撕裂的，那么应该是一种同情，一种沉疴对健康的向往。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付秀莹小说中的人物，恕我直言，并不是所有的人物都典型。在生活当中，旧矛盾产生、激化、被解决，新的矛盾又产生了，生活继续。反映在作品中，典型人物往往就处在矛盾冲突的风口浪尖上，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不虚假，不过于夸张，也不能矫情做作，人物如何面对，怎样解决，表现着作者的审美意识，也往往反映作者对生活的体验深度，这也就决定着人物是否典型。
《灯笼草》中的小灯，内心产生了对大伯子哥哥的爱情，很幽微。如果只是自己一厢情愿，脑中一现的火花，那么是停留在自己内心的矛盾冲突上的故事。当大伯子哥哥借着酒劲似醉非醉似明非明地丈量那道窄窄的“距离”，这时矛盾激化，小灯被推到危险的位置，怎样面对和选择，既是小灯的态度，更是作者的理解。小灯“身子僵了一僵，也只有那么一刹那，她撩开帘子，出去了”。“撩开帘子走出去”，按住了对丈夫哥哥跳跃涌动的情思，“发乎情止于礼”。这一动作使她从波涛汹涌中走出，走向生活的平静和并不完全随心所欲的真实的美好。这是个典型动作，让人同情理解疼惜，这是她解决矛盾冲突的方式。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深深的爱，小灯的理性回归实际是作者道德本位的体现，同时也是对人社会性意义和价值的肯定，人的自然性是必然敬畏和服从社会性的，这样才能保持人内心的平静和外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而《琴瑟》叙述的是平民中鸾凤呈祥琴瑟相和的故事。女人“民子妈”，相比较，不够典型，她也哭笑吵闹，和自己的男人一起，心中也有朦胧的向往，但是只是停留于此，是朦胧的一种矛盾“存现”状态，还不是提出和“呈现”，更不要说矛盾冲突的斗争和解决了。所以，我认为，是败笔。
《大青媳妇》中的大青媳妇曾经的美好撕碎了，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份悲哀，可是悲哀是一种读者的感觉，不是冲突矛盾的呈现，况且“大青媳妇”本人并未感到悲哀，面对这样的结局，“我”逃离了，让她走出了我的记忆。诚然作者对农村中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寄予温厚的悲悯，同时也关注了人物的精神（灵魂）层面，但是文章的审美作用是由语言功底和故事本身的可读性带来的，文章中这两个人物竟然“无作为”。既然悲剧“把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那么人物面对或解决矛盾冲突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悲剧的深度和美学力量。同时作为见证人“我”也兼有理解和评价的作用。生活中的矛盾有时很难和解，文学作品中矛盾冲突亦如此，在不能和解时，人物的自我评价甚至作者对人物的褒贬爱恨的态度都是一种力量，甚至可以说撼天动地。
写作的初衷往往是打开内心世界，是表达和抒发甚至宣泄的需要。但是当精英的小众的文学遭遇阅读的大众化时，写作者必须思考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作家不是社会改革家，写作也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当一部作品以感性的表达抓住我们眼球的同时，感到有一种力量直抵心中柔软处，感到了审美的愉悦，或是感到真善美的指引与渴望，对于读者来说，此乃一大幸事。
和付秀莹一起读几个人物：莎翁让哈姆莱特说“人是多么的高尚，多么的聪明”；易卜生让娜拉决绝出走；鲁迅让“我”写下“我的悲哀，为子君，为我”；鲁迅让祥林嫂问“这世上究竟有没有灵魂”；余华让富贵静静地活着——
七．结语
我常常想象付秀莹每次搁笔的一刻，该是怎样的成就感和释然，如果近旁刚好有相知的读者，也该是踌躇满志吧。我不敢辜负她对我的信任与鼓励，一定要在她的作品中找寻需要更完善的地方，真是一件“披金拣沙”的工作，心余力绌，唯恐操刀伤锦。转念一想，好玉还需打磨雕琢，白居易写诗都要找白丁老太听，古来名人的一字师也多见。于是，不揣冒昧，写下以上文字。
我用付秀莹说的话来结尾：“梦想一把柔软刀，它藏在文字深处。柔软，而锋利；有温度，也有力度。”文学就是她的那把刀，她是一个有天赋的作家，更重要的是她不想只运用天赋，她还在思考，在磨砺，使梦想这把刀更锋利，有力度；柔软和温度之外，我们在期待。这是我们的幸事。